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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扬: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效率

简介:李扬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,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,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,第三任中国人民银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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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扬: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效率

发布时间:2019-11-07 热度:

  简介:李扬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,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,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,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,享受“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”。曾5次获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,主编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财政、金融、物价卷)《中华金融词库》《金融学大辞典》等大型金融工具书。

  近日,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了《中国住房金融发展报告(2019)》,报告指出,尽管与国际相比,我国房价收入比、租金资本化率等指标仍处于高位,可明显观察出泡沫,但从贷款偿债率指标来看,2018年的5.5%则表明偿债压力较小。究其原因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,一方面,在我国房贷大规模发放的年代,房价总体处于历史低位,此后房价上涨,提高了住房的重置价格,客观上对偿债形成“保护”;另一方面,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较高,拥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撑还款。日前,针对货币供应统计体系、储蓄率与投资率等相关问题,李扬接受了《经济》杂志、经济网记者的专访。

  1994年,您的文章《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》在金融界产生极大影响,更有人称其为“指导了我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”。请您介绍一下,当时我国现代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背景,以及您在当中扮演的角色。

  中国的金融体系、宏观调控体系是从传统体制转化而来的,与市场经济不同,传统体制下没有货币供应这一概念,只有存款、信贷、现金发行等概念,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公式是“贷款-存款=现金发行”。虽然当时各种物品都有价格,但只是计价指标,并非运行指标和价值指标,更不是宏观调控指标。

  1991年党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,对于金融而言,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,从完全的现金、信贷管理转向货币调控。为了实现这个转变,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、政府部门、高校机构都做了很多研究,我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货币、金融、调控比较熟悉,所以也参与这些讨论,以及中国M0、M1、M2的设计工作。设计过程中要讲很多东西,写很多东西,《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》就是集大成之所作,对建立M0、M1、M2的确立有比较大的理论支撑作用。

  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,以及相应的调控工具、手段、市场以及政治架构之后,中国才算有了货币政策,从无到有,很不容易。直到今天,中国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宏观调控仍处于世界第一方阵,这与我们当时的工作密不可分。

  1978年前,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受到“储蓄缺口”的限制,而此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常态,也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。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?

  根本原因在于激发了人们的储蓄动力。从物质角度来看,储蓄始终都存在,过去中国之所以储蓄不足,一方面在于收入水平低下,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进行动员。中国储蓄率之所以不断提高,其主要得益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,以及金融机构、金融市场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,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储蓄渠道。

  从1978年到1994年的16年间,中国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,发展到包括中央银行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财务公司、非银行金融机构、政策性银行在内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,股票、货币、债券等也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方式。储蓄率从1978年的37.9%上升到1994年的42.6%,并且自此一路攀升。

  如何将储蓄转化为投资,并保证其长期、均衡、可持续,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。发展经济学认为,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,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动员储蓄,让其为投资所用。只有投资才能增长,随着储蓄率的不断上升,我国投资率也在稳步提高,从1978年的38.22%上升到1994年的41.25%,2008年达到44%,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49%左右。虽然近两年来,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,我国的投资率出现缓步下降,但仍然稳居世界前列。平均而言,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%和38%左右,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,可以说,中国30多年GDP年均增长近10%的经济奇迹,关键在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持续提高。

  2018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4.91%,与2008年的历史高点51.84%相比,出现明显下滑。据IMF预测,这种下滑趋势还将持续下去,到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降至41.61%。对此,我们应如何应对?

  我们习惯于过去储蓄率的持续高增长,也要适应增速的逐渐下降。就目前而言,我们要更加有效地使用储蓄。之前储蓄量很多,使用效率并不高,比较浪费;储蓄率下降之后,就要求我们在投资建设之前,做好充分规划和设计,高效使用有限的储蓄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,原先很粗放,现在要集约,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渐下行,但是效率提高了,质量提高了,发展也就更加可持续。

 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中长期原因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,您之前也表示,今后看实体经济应更加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。随着老龄化加速,高速投资时代不再,人口红利是否还存在?如何看待未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?

  对于人口问题,历来有两种看法,一是把人视为“口”,认为是消耗;二是把人视作“手”,是创造。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只说明了一部分道理,人是“手”没错,但前提是能就业,否则就只剩下“口”。

  也正因此,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鼓励创业,既然原来的“大锅饭”体系不能创造产值,那就通过承包激励创收,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,在城市推行承包责任制,让更多的人从“口”变成“手”,进而推动工业化发展,只有启动工业化,人才会成为红利,没有工业化,人就是拖累。

  衡量人口是“红利”还是“负担”,其实就两个因素,一是量,二是就业状况,现在量下来了,就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但必须承认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,老龄化就是其中之一,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中早就出现了,我们也要正视这个漫长的进程,解决的方向绝对不能错,否则就无法回头。目前来看,我们的方向很正确,还需要进一步推动落实。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,当前我们也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什么红利?

  不管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,都不能脱离历史进程来讨论。40多年前,只要有就行,现在不行,要看是什么形式,针对什么问题。金融与其他领域不同,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,有的在高速增长期暴露不出来,增速一旦下降就掩盖不住了。以银行为例,每天都有贷款出去,也有储蓄进来,对其而言,只要储蓄的量比贷款的多,就不会有大问题,即使有坏账也能应对。但是当储蓄量与贷款量相同或者相对减少时,一旦有不良资产,问题就会爆发。现阶段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高质量发展,使得贷款、资金不合理使用等问题凸显,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和核心就是提高效率,更加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,管理金融风险。

  对于中国来说,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,整个过程会很痛苦,近几年金融市场也不断出现风险,例如2014年的“钱荒”,2015年股市暴跌,近两年互联网金融、P2P暴雷等,这些情况还会发生,也很正常。与此同时,还有很多新的需求产生,如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,对此,我们要认清形势,贯彻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,高效推动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  简介:李扬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,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,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,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,享受“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”。曾5次获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,主编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财政、金融、物价卷)《中华金融词库》《金融学大辞典》等大型金融工具书。

  近日,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了《中国住房金融发展报告(2019)》,报告指出,尽管与国际相比,我国房价收入比、租金资本化率等指标仍处于高位,可明显观察出泡沫,但从贷款偿债率指标来看,2018年的5.5%则表明偿债压力较小。究其原因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,一方面,在我国房贷大规模发放的年代,房价总体处于历史低位,此后房价上涨,提高了住房的重置价格,客观上对偿债形成“保护”;另一方面,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较高,拥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撑还款。日前,针对货币供应统计体系、储蓄率与投资率等相关问题,李扬接受了《经济》杂志、经济网记者的专访。

  1994年,您的文章《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》在金融界产生极大影响,更有人称其为“指导了我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”。请您介绍一下,当时我国现代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背景,以及您在当中扮演的角色。

  中国的金融体系、宏观调控体系是从传统体制转化而来的,与市场经济不同,传统体制下没有货币供应这一概念,只有存款、信贷、现金发行等概念,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公式是“贷款-存款=现金发行”。虽然当时各种物品都有价格,但只是计价指标,并非运行指标和价值指标,更不是宏观调控指标。

  1991年党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,对于金融而言,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,从完全的现金、信贷管理转向货币调控。为了实现这个转变,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、政府部门、高校机构都做了很多研究,我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货币、金融、调控比较熟悉,所以也参与这些讨论,以及中国M0、M1、M2的设计工作。设计过程中要讲很多东西,写很多东西,《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》就是集大成之所作,对建立M0、M1、M2的确立有比较大的理论支撑作用。

  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,以及相应的调控工具、手段、市场以及政治架构之后,中国才算有了货币政策,从无到有,很不容易。直到今天,中国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宏观调控仍处于世界第一方阵,这与我们当时的工作密不可分。

  1978年前,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受到“储蓄缺口”的限制,而此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常态,也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。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?

  根本原因在于激发了人们的储蓄动力。从物质角度来看,储蓄始终都存在,过去中国之所以储蓄不足,一方面在于收入水平低下,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进行动员。中国储蓄率之所以不断提高,其主要得益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,以及金融机构、金融市场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,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储蓄渠道。

  从1978年到1994年的16年间,中国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,发展到包括中央银行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财务公司、非银行金融机构、政策性银行在内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,股票、货币、债券等也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方式。储蓄率从1978年的37.9%上升到1994年的42.6%,并且自此一路攀升。

  如何将储蓄转化为投资,并保证其长期、均衡、可持续,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。发展经济学认为,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,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动员储蓄,让其为投资所用。只有投资才能增长,随着储蓄率的不断上升,我国投资率也在稳步提高,从1978年的38.22%上升到1994年的41.25%,2008年达到44%,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49%左右。虽然近两年来,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,我国的投资率出现缓步下降,但仍然稳居世界前列。平均而言,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%和38%左右,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,可以说,中国30多年GDP年均增长近10%的经济奇迹,关键在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持续提高。

  2018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4.91%,与2008年的历史高点51.84%相比,出现明显下滑。据IMF预测,这种下滑趋势还将持续下去,到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降至41.61%。对此,我们应如何应对?

  我们习惯于过去储蓄率的持续高增长,也要适应增速的逐渐下降。就目前而言,我们要更加有效地使用储蓄。之前储蓄量很多,使用效率并不高,比较浪费;储蓄率下降之后,就要求我们在投资建设之前,做好充分规划和设计,高效使用有限的储蓄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,原先很粗放,现在要集约,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渐下行,但是效率提高了,质量提高了,发展也就更加可持续。

 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中长期原因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,您之前也表示,今后看实体经济应更加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。随着老龄化加速,高速投资时代不再,人口红利是否还存在?如何看待未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?

  对于人口问题,历来有两种看法,一是把人视为“口”,认为是消耗;二是把人视作“手”,是创造。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只说明了一部分道理,人是“手”没错,但前提是能就业,否则就只剩下“口”。

  也正因此,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鼓励创业,既然原来的“大锅饭”体系不能创造产值,那就通过承包激励创收,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,在城市推行承包责任制,让更多的人从“口”变成“手”,进而推动工业化发展,只有启动工业化,人才会成为红利,没有工业化,人就是拖累。

  衡量人口是“红利”还是“负担”,其实就两个因素,一是量,二是就业状况,现在量下来了,就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但必须承认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,老龄化就是其中之一,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中早就出现了,我们也要正视这个漫长的进程,解决的方向绝对不能错,否则就无法回头。目前来看,我们的方向很正确,还需要进一步推动落实。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,当前我们也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什么红利?

  不管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,都不能脱离历史进程来讨论。40多年前,只要有就行,现在不行,要看是什么形式,针对什么问题。金融与其他领域不同,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,有的在高速增长期暴露不出来,增速一旦下降就掩盖不住了。以银行为例,每天都有贷款出去,也有储蓄进来,对其而言,只要储蓄的量比贷款的多,就不会有大问题,即使有坏账也能应对。但是当储蓄量与贷款量相同或者相对减少时,一旦有不良资产,问题就会爆发。现阶段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高质量发展,使得贷款、资金不合理使用等问题凸显,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和核心就是提高效率,更加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,管理金融风险。

  对于中国来说,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,整个过程会很痛苦,近几年金融市场也不断出现风险,例如2014年的“钱荒”,2015年股市暴跌,近两年互联网金融、P2P暴雷等,这些情况还会发生,也很正常。与此同时,还有很多新的需求产生,如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,对此,我们要认清形势,贯彻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,高效推动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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